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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翻译理论简介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从1921处至1931年这短短的十一年中，翻译和校订的作品有34种之多，包括苏联、日本、荷兰、匈牙利、美国等国家许多作家的作品。鲁迅的译作约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可见他对翻译工作是何等重视。同时，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也是极度其严肃认真的。在理论方面，鲁迅曾针对当时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的提法，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鲁迅强调节税要输入新的表现法，所以现在要容忍“多少的不顺”。瞿秋白认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 鲁迅曾在1935年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二、郭沫若与茅盾郭沫若和茅盾是我国唯一从二十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到五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还在讨论翻译问题的两位大师。郭沫若在谈到理想的翻译时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郭沫若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他还说：“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955年，郭沫若在对翻译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时认为，翻译文学作品，“信达雅”这三个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 茅盾主张直译，同时又提倡保留“神韵”。“……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能同时保留。……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关于直译，茅盾于1922年写道：“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何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三、直译与意译自五四以来，人们围绕着直译与意译这两种译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二三十年代，反对直译的人所反对的是看不懂或看起来吃力的译文；反对意译的人所反对的是随意增删原著不讲究忠实原文的译文。 1946年，朱光潜认为：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译偏重于原文的忠实，意译偏重译文语气的顺畅。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 1953年，林汉达认为：正确的翻译是直译，也就是意译。正确的翻译是分不出直译或意译的。 1959年，周建人认为：直译既不是字典译法，也不是死译、硬译，它是要求真正的意译，要求不失原文的语气与文情，确切地翻译过来的译法。以上可以看出，四五十年代的人们认为直译也就是意译，二者无法区分。 1982年，周煦良认为：直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译音而不译意。第二类是照字面译。第三类是不按照中国语言习惯和词序按照原文的结构或词序的翻译。 1978年，许渊冲认为：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是把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三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1979年，王佐良认为：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以上可以看出，七八十年代的译者对直译和意译作了分析和比较，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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